日本遗孤:战后漂泊数十年,哪边是故土?

稿源: | 作者: 刘璐明 日期: 2021-05-13

“遗孤们大多选择回到日本,他们想把一生的痛苦、漂泊,没有得到的或者失去的爱,寄托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,渴望在这里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。但是很快发现,这是一场梦”

76岁的孙玉琴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听着钟表“咔吧咔吧”的走动声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她向来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有关她出生的故事,但近两年,大约是上了年纪,细节渐渐模糊。

伴随着记忆老去的,还有孙玉琴腿上的那道疤。如今,在爬满褶皱的皮肤上,要经过仔细辨认才能找到那道白色的伤痕。

孙玉琴是一名日本遗孤。76年前,亲生父母生下她10天后,用小刀在她腿上划了个记号,把她托付给了一户东北人家。几天后,他们便死在了松花江畔的山脚下。


▲ 孙玉琴

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,苏联红军乘胜追击,成千上万遗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。一路上,有人病死饿死,也有自相残杀或集体自杀在荒郊旷野的。像孙玉琴一样幸运活下来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“日本遗孤”,据《日本遗孤调查研究》统计,这个群体人数在4000以上,其中90%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。

他们是在战争中被抛弃的孤儿,是时代悲剧里“敌人的孩子”。因为养父母之恩,他们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。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40年甚至更久之后,多数遗孤辗转半生,最终回到日本。

但在日本,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依旧处在社会边缘,难以融入。他们被日本人当成中国人,就像当初在中国被嘲笑为“日本鬼子”一样。他们虽然有两个家乡,但好像哪边都不是真正的故土,始终如同一条在海上漂泊的船。


▲ 电影《又见奈良》剧照,陈惠明(右)在遗孤二代小泽(左)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开启寻人之旅

3月19日,鹏飞导演、贾樟柯监制的电影《又见奈良》上映,借助影像再一次向人们呈现这段历史。


逃亡、自杀

后来,人们回忆起日本战败投降后难民逃亡的日子,总会提起那场连续下了10天的阴雨。

5岁的芝田桂子跟着父母、哥哥及两岁的弟弟和一群日本人开始了逃难之路,雨没日没夜地下。母亲准备的饭团吃光了,他们就挖土豆、野菜吃。

起初还能听到人群中绝望的哭声,随着饥饿寒冷和混杂在空气中的血腥味笼罩过来,人们已经开始变得麻木而呆滞。“因为怕遇上苏联兵,我们白天不敢动,只有在晚上才能走。”芝田桂子向本刊记者回忆,他们不敢走大路,只能穿过树林翻山越岭。

“在城外苞米地里,我妈妈走的时候,就不要两岁的弟弟了。”芝田桂子清楚地记得,土匪杀死她的母亲后,她和哥哥分别被两户东北人家收养。

芝田桂子所在的队伍,是日本逃亡移民中的一支。战后,遍布在我国东北各个角落的日本移民,纷纷长途跋涉,向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火车站或者沿海地带聚集,寻找机会回日本。

1936年,日本政府制定“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”,为了全面占领东北,不仅派出了军队,还在本土招募了大量普通农民组成“开拓团”,让他们拖家带口,漂洋过海,移民到中国。


▲ 日本侵华时期的“开拓团”招募海报 图/受访者提供

日本战败之后,“开拓团”成员纷纷想办法回到日本。因为45岁以下男性多数被征兵,逃亡的队伍里大多为老幼妇孺。为了防止孩子的哭声被苏联兵发现,很多婴儿被刺死或丢弃,集体自杀事件时有发生。

据《满洲开拓史》记载,死亡人数超过20人以上的“开拓团”团民集体自杀事件,就有近百起。而据《伪满洲国史》记载,在战后的1945-1949年间,日本人共死亡176000人,其中,“开拓团”团民死亡人数近8万。


▲ 自杀遗孤的友人所写的悼文

“奶奶竟然亲历过这些事。心情很复杂,日本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,但最后受苦受难的,多是普通人。”日本遗孤三代张静枝听到她的奶奶讲起逃亡经历,不敢相信。


“敌人的孩子”

“捡日本媳妇去。”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在哈尔滨方正县传开后,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的未婚男子,开始到附近的日本难民营“捡”媳妇。

其中一名19岁小伙子,没“捡”到媳妇,倒是碰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。这个圆脸的日本女人,穿着黄花和服,跪在他面前,从衣服里边撕下一块花布,写了几个日本字,包进孩子的衣服里。

小伙子看孩子可怜,就抱走了。回去之后,孩子又经了两户人家的手,最终被已有一个女儿的徐家收养。孩子是女孩,看起来有三岁,已经奄奄一息,瘫得不会走了,脸因为发烧而变得通红,后被取名为徐士兰。

徐家人拿着荞麦干粮去找那位日本母亲,发现人已经不见了。“你不能跟别人说我抱了这个孩子,烂到肚子里都不能说。”养父郑重地嘱咐小伙子。硝烟方散,饱受日本侵略之痛的东北人民,没有人敢告诉别人自己收养了敌人的孩子。

这个秘密一藏就是55年。当年的那位小伙子已经变成了“小老头”。有一次,已经有了孩子的徐士兰偶然走进“小老头”家里,一进门,对方就吃惊地说:“人家都回日本了,你怎么没回去呢?”

从他的口中,徐士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收养的经过,也因此理解了自己奇怪的童年记忆:小朋友总是指着自己喊“小日本鬼子”,胳膊上有着和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疫苗“栽花”图案……徐士兰小的时候,身边的人很难正常看待日本人。

方正县侨联办公室主任、副秘书长曹松先向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回忆,日本投降之前,方正县到处是高墙,日本人强征农田,并在方正修了不少炮楼,还盖了三个飞机场,“让中国人去给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,运进去的都是活人,拉出来的都是死尸。没有死的,也都挨过日本人的打。”徐士兰的养父就是其中一个。

据曹松先介绍,日本战败投降后,大批“开拓团”移民聚集在方正县,试图去哈尔滨坐火车,但因饥寒交迫和苏联兵的拦截,死了超过5000人,“进入方正县的那条沟里,遍地都是死尸。”方正县人当时收养了大量日本孤儿,后来随着遗孤回国潮开始,方正逐步成为“日本侨乡”。


▲ 在日本某博物馆中陈列的“开拓团”照片 图/受访者提供

为了搜集日本遗孤资料,曹松先在2004年左右曾走访县里的多位高龄老人,记录日军、“开拓团”在方正县的历史。他介绍,伪满时期,日本人在方正盖了日文学校,让中国孩子去学日语。他记得自己童年时,不少身边的中国老太太时不时会蹦出几句日本话,因为都曾去日本学校上过学。他没有想到,这些人中,不少真的是日本人。

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出于不同的情况,收养了他们。有的是看孩子可怜,救他一命,但是难做至亲。也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,因为不忍抛弃已被辗转好几户的日本遗孤,便决心收养;也有人将遗孤视同己出,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,也要供养养子女读书,孙玉琴就是家里唯一读到初中毕业的孩子。

养父去世后,徐士兰每年都会嘱咐孩子们去坟前上香,“不能忘了他,每年都没有落下他。”

救下敌人的孩子,如果换过来,日本人会这么做吗?大多数日本遗孤的回答都是否定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很多秘密都被尘封在记忆中了。那块花布是有关徐士兰身世的唯一线索,但在1945年的那个夜晚就被养父扔进火盆里烧掉了,没有人知道上面究竟写了什么。


▲ 徐士兰

“我是谁?我来自哪?”徐士兰说,她并不是想着能去日本“发财”,而是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。活到了80岁,辗转一生,她就想弄明白这一件事。


赴日寻亲

飞机快要落地日本成田机场的时候,张伟丽掏出母亲的相片,紧贴窗户,“妈,看看你的故乡,我带你回家了。”

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,以及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第一次组织寻亲活动,日本遗孤们也开始掀起回国寻亲潮。

1983年,张静枝的奶奶第一次回到日本,看望亲人。2011年,徐士兰也曾赴日寻亲,一路上兴奋得没有合过眼。张伟丽则想让母亲看看自己的故乡,赴日寻亲时,她特意带上了母亲的相片。


▲ 张伟丽母亲,日本遗孤李桂敏 图/受访者提供

张伟丽出生6天之后,她的母亲李桂敏就因为风寒过世。继母待她不好,有一次把她的衣服扔到地上,嘴里嘟囔着,“一股死尸味儿。”她不知原委,只是疑惑,为什么“妈妈(继母)”不爱我。

14岁时,张伟丽终于知道了生母是谁,疯狂地搜寻着关于母亲的一切。母亲睡过板子,用过的桌子,她都要躺上去睡,或者摸一摸,“觉得跟这些物件特别亲。”有段时间她总觉得陷入梦魇一般,身体无法动弹,感觉母亲模糊的身影向自己走近,这让她感到兴奋。那段日子,她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赶紧跑回家里睡觉,希望做一个有母亲的梦。

1984年,母亲的养母去世,张伟丽去参加葬礼,才得知母亲是一名日本遗孤。1996年,生完孩子3年后,她开始了长达25年的帮母亲找故乡和亲人的工作,像当年搜集母亲的所有物件一样。只有初中学历的张伟丽,一页页地查找历史资料,从生母被抱走的地方巴彦县开始,寻找对应的“开拓团”、日本城市,去走访接触过母亲的人。


▲ 20世纪30年代,日本移民第六次“开拓团”三百名先遣队员中的一部分人在“千振乡”(黑龙江桦南县七虎力河沿一带,千振乡是侵占者自取的名字)耕种 图/fotoe

多番查访,轮廓渐渐清晰:姥姥是个长脖子,姥爷曾在日本部队里,老家应该是日本三重县。她花了两千多元,托人在日本淘到了一本史料书。在这本920页的日文书里,她兴奋地找到了当年在巴彦县的“开拓团”移民名单,但希望很快破灭,在关于巴彦县的这一页里,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,通过翻译得知:“因当地起火,记录被烧毁,没有记载。”

“伟丽是体育比赛中‘违例’的谐音,我那时候常在想,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是犯规的。为什么别人有妈妈,而我没有,后来信了佛之后,我觉得或许就是日本人曾经杀害了太多中国人,所以才让他们的后代必须承受苦难。”53岁的张伟丽说,她的床头,放着这25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母亲的资料。

张静枝的奶奶在1945年已经有22岁,她趁着暑假来中国帮小姨带孩子,没成想在此期间日本战败,小姨逃回国了,她却留在了中国。

直到60岁的时候,张静枝的奶奶才第一次踏上回日本的飞机。在张静枝的印象中,奶奶常常一边抽着烟,一边叹气,在哄自己睡觉时,总是唱着日本民谣。唱着唱着,奶奶就会说,想妈妈了。


难以融入日本社会

1994年,张静枝71岁的奶奶带着她的中国丈夫和一家老小,正式回到日本定居,此时距离她22岁乘轮船离开故土,已经过去49年。

到日本的时候,张静枝10岁,带着懵懂和好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壤。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费的日语课堂学习日语和礼仪。但读小学后,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袭来,“整个学校,只有我跟妹妹两个外国人。日语不好,老师也不会汉语。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,每节下课,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围观。”


▲ 电影《又见奈良》剧照,与日本遗孤养女失去联系后,年近八十的陈惠明(吴彦姝饰)孤身一人来到日本

遗孤们终于回到日本,却常常感受到歧视,比如,去便利店买东西,店员见到别人就欢迎光临,见到中国人(他们很难说清自己的身份)就说什么什么东西不能碰。“生活习惯也不一样,剁饺子馅声音大了,楼下还会报警,要是味道大的韭菜馅,日本人更是报以鄙夷的目光。”回到日本生活的遗孤亲属石金楷说。

在敏感的叛逆期,张静枝改了日文名,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说汉语,像很多遗孤后代一样,不让父母参加自己的家长会,“因为一说话就是外国调,那时候就会觉得在朋友面前很丢人。”但张静枝也是幸运的,后来结识了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日本朋友,不再那么敏感,渐渐正视并认同自己的身份,在高中时改回了中文名。

但其他遗孤的后代,大多没有那么幸运。据张静枝所知,很多人遭到了校园霸凌,他们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的学生圈子,“甚至有人因此辍学了。”

日本厚生省数据显示,1972-1995年间,赴日定居的遗孤共2171人。这是日本经济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,而彼时中国的经济与日本还有较大差距。

回到日本的遗孤们,在中国时大多生活于经济落后的农村,到了日本,渴望能做一番事业,却发现很难找到工作,或者回到日本时已经步入老年。

石金楷为了做一份《日本遗孤生存状态调查报告》,和朋友们采访了约160名日本遗孤,他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状况都比较艰难。据厚生省2009年的调查数据,还在工作的归国者只有4.5%,而2004年的调查数据为13.9%。

日本遗孤于凤兰(猶井富美子)1989年2月回归日本,仅仅过了一年多,便因不堪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,年仅46岁。她生前在沈阳市无线电厂工作,丈夫是沈阳地质局干部,有两个儿子,返日后被安排在镰古市一处偏远的地方工作生活。

于凤兰的一个朋友在日本《日新时报》上发表悼文提到,她生前还曾在日本自编自演了歌舞《沈阳啊,沈阳,我的故乡》,同时称,遗孤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,回到日本后在身份上缺少归属感,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此外,由于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,没能及时安排遗孤回日本,这些遗孤回国时年纪已大,不懂日语,找工作困难,基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。

在张静枝看来,日本遗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缺失的,“在中国,你不完全是中国人;但在日本,你又不完全是日本人。感觉在哪方都没有百分之百能融入进去。”

遗孤们回国前有一条必要手续,就是要让养父母签字。“我所知道的,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,他们虽然不舍得,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。”哈尔滨日本遗孤养父母协会会长胡晓慧告诉本刊记者,自2000年以后,回日本的遗孤已经越来越少,“该走的基本都走了。”而据中国养父母记忆馆网最新统计数据,截止到2021年3月,目前还健在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仅剩9人。


▲ 日本遗孤养父母登记表

在中国的遗孤们最后大多选择回到日本,他们想把一生的痛苦、漂泊,没有得到的或者已经失去的爱,寄托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国度,渴望在这里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,但是很快发现,这是一场幻梦。


思念中国的人,盼望回日本的人

“日本的樱花开了吗?”

2021年3月中旬,在中国的徐士兰躺在床上,询问女儿。她想念在日本的一切。看电视的时候也问,“日本咋样了,老人还有吗?”

今年,徐士兰生了一场病,身体状况变差了,耳朵也聋了,别人一句话要说三四遍,她才能听清。10年前去日本的时候,虽然见到了厚生省的工作人员,但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、生日、父母,甚至任何线索,徐士兰没能回到日本定居。近几年因为身体每况愈下,她知道,希望更渺茫了。

在芝田桂子日本住所附近二三十米的小河边,樱花正在盛开,桂子常和现任丈夫一起去看樱花。但因为左眼失明,右眼视力不佳,桂子需要丈夫牵着她的手,慢慢走。右眼是“文革”时被人打坏的,因为她的日本人身份。

他们听着鸟叫声、自行车经过的叮当声,穿过一个栅栏,坐到小河边的长椅上。如今这样安宁的生活,仿佛又回到了儿童时代,在第一任养父母老韩家的两年里,她被细心爱护着,度过了漫长人生中短暂而快乐的时光。

后来老韩媳妇去世,芝田桂子又被送到了老周家,放猪、放牛,照顾一个又一个刚出生的弟弟妹妹。她15岁就嫁了人,生了三个孩子,被赶出去又找回来,丈夫喝醉酒就打骂她是“日本鬼子”。她嫁给第二任丈夫之后,在去日本寻找直系亲属期间,家里的煤气罐爆炸,丈夫瘫痪在床。她本有望当时回日本,但还是照顾了丈夫10年,至2014年才回到日本。

芝田桂子定居日本,却倍加想念中国。对于像她这样的日本遗孤,没能回到日本的,总是盼望回国,而已回日本的,却又常常思念中国的好。他们吃不惯日本菜,喜欢吃饺子、酸菜;看不惯日本电视,喜欢听京剧、二人转,甚至看抗日神剧;中日两国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相遇,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中国队加油,数着中国拿了多少金牌……

2019年,导演鹏飞注意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,去奈良待了8个月,寻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遗孤们。

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在去遗孤刘明财家里时,他们翻山越岭,穿过一片树林,才到达刘所在的村庄。在刘明财家门口,鹏飞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“奶奶,我从北京过来看您啦!”

老人一听北京来的人,瞬间泪流满面,赶紧跑出来拽着鹏飞的衣服,往田里走,一边走一边说:“奥多桑,奥多桑(孩子他爸),‘中央’的人过来看我们了,还想着我们呢。”在刘明财的家里,他们依然用着从中国带过去的“大锅”来接收电视信号。

孙玉琴则是未能回到日本的遗孤之一。她后来得知,自己应该是被顶替了,一个和她身份相似的人已经归国二十多年了。如果她提起诉讼,将花费一笔巨资,只好放弃。


▲ 孙玉琴的亲生父母给她留下的木箱

她是在养母快去世时知道自己身份的,除了腿上的那道疤,亲生母亲临别时脱下身上的烟色女士毛呢大衣,给了养母,亲生父亲则留下了一个木箱和一封泛黄的遗书。

那件大衣孙玉琴常穿着上山砍柴,后来给小孙子裁剪成了一件上衣。木箱她一直悉心保存,但去年的一天,放在院子里晾晒,被人偷走了。遗书字迹斑驳,如同那些尘封的记忆,渐渐消逝。■

(感谢张畅、曲晓辉、张文成、龚龙飞、丁雪以及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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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
出版时间:2021年05月17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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